电子月刊 140 号(2020/4月)

魁华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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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140号(2020/4月)

华 协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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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协会动态

——–赵勇俠获“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优秀奖

会员作品展

——–西湖之恋 文/赵勇侠

——–纸情留芳 文/古沙

作品欣赏

奥尔罕·帕慕克: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疫情过后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拥抱谦卑与团结

赵勇俠获“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优秀奖

由香港中华文华总会(香港散文诗学会和国际华文诗人协会)主办的“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优秀奖日前揭幕,我会会员赵勇侠(婉冰)的作品《西湖之恋》获优秀奖。

西湖之恋

文/赵勇俠

西湖是我青少年时彩色的梦,梦圆,是在大学读书时的一个暑期。

我带着对苏杭的憧憬,在古韵唐风中踏上了西湖之旅。摇曳的垂柳,盛开的荷花,静静的湖水,像一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远看孤山苍翠,白堤和苏堤像两条丝带飘浮在水中,树影婆娑,烟波浩渺,仿佛人间仙境。西湖,是人类智慧和大自然融合的完美结晶,钟灵毓秀,妙曼多姿。在绿意盎然的湖边草地上,我和先生拍下了一张合影,那张合影,后来成为我们珍贵的收藏。

夜幕降临,西湖脱去了羽衣霓裳,山色朦胧,微波荡漾,那种宁静的禅意之美,涤荡了红尘的铅华和疲惫。我把心情,交给十里苏堤的晚风,把它放飞在繁星点点的夜空里。

也许是对西湖的眷恋,我一生都酷爱翠柳荷花,圣劳伦斯河畔的柳树荷塘,无数次触动了我心灵深处最柔美的回忆。

我常在柳枝下俳徊,在荷花池旁倘佯,恍惚间,我仿佛又來到杭州,西湖载着故乡的月色,深情地欢迎我。我携长风在花木丛中散步,沐

浴荷花柳叶的清香。故园依旧,别来更美,我醉卧在西子湖畔的长椅上,千年一梦,一梦千年。

西湖,留下了年轻时浪漫温馨的记忆;西湖,是人生旅途上一道动人的风景;西湖,承载着海外游子最美的乡愁。

经历了万水千山,西湖,永远在我的梦里。

纸情流芳

古沙

从垃圾回收箱里,我捡回个笔记本,仅写有几页。

朋友说,加拿大纸多又便宜,你何必多此一举。我说,这么多好纸浪费了可惜。

我小时候,家穷很少见纸。一本老皇历,门上的春联和窗棂上的糊纸,再就是妈纸剪的鞋样子了。

上小学我有国语算术两本书。作业本是妈买大张纸裁开用线订的。那年月,师生们用的都是毛笔和绵纸。绵纸质软,吸水性好,与毛笔也算配套。一张绵纸如现在的两张16开纸大小。妈订本子再三叮嘱我要节约用纸。

我高小有个李文玉老师,他用学校的大张纸割开装订了个本子。李老师提笔在封面横写“笔记本”三个字,其下竖写他名字。写了一张,李老师看看撕掉了,大概是不满意。李老师一连写罢撕掉四五张。我在旁边情不自禁地说:“可惜了”。

“可惜什么?”老师口气有点不高兴。

我忙改口说:“写这么好字,撕掉可惜了。”

事实上,我可惜的是那些被撕毁的纸张。事后有同学说,要是自己掏

钱买纸他就不会那么浪费了。

我爱练写字,自然用纸多。知道妈手里缺钱,我没忘节约用纸。小楷习字本写完了,我改写大字。大楷本习字用完了,我在字里行间练习写小字。上中学时,为练习写字我搜集旧报纸,甚至包装纸。见工友卖旧报纸我问:“师傅,能让我看看这些报纸你再卖吗?

“好啊,爱看报好习惯,拿去吧。”老人答应了。旧报纸拿回家,我在报纸上练写毛笔字。而后,我把报纸叠整齐捆好还给了师傅。就此,我还学着写首诗《练笔》:

一张旧报铺案上,笔走龙蛇任我狂。

书家虽说不能及,抒情拾趣好心畅。

书法我今有点小成绩,想与那时我胡写乱画不无关系。

我中学时代,师生多用有光纸。有光纸质地光洁,书写流利。五分钱可买一大张有光纸裁成16开能订个薄本子。学校定期出壁报,常写宣传标语,我都是写手。政治运动中,学校发我笔墨纸张让我写大字报大标语。我消耗的纸张越来越多,我与纸结下了情意。

春节前,我为全村几十户人家写春联。村民买来红绿大张纸,我按主人家的门窗数量计划割开写。间或剩下点纸,我收起来练写字。质量好一点的纸,我正反两面写。质量次一点的,背面我当演草纸。练习写毛笔字成了我爱好。随着科技的发展,纸张的质量越来越好。

生活中,我见妈也爱惜纸。走在路上,妈忽然下坡去捡回一张戏报广

告纸。

“这纸有啥用?”我问妈。

“抿革板,做鞋。”

是啊,我常见妈用剩米粥把纸和破布粘合在一起,风干后做鞋底鞋帮用。妈捡废纸多时,泡成纸浆打纸质面盆用。

有学者说,从人均消耗纸量的多少,可看出国家的先进程度。我想也是,现在发达国家纸的消耗量是更多的。

大学毕业我教过书,也在报社当过编辑。那时没电脑,备课改作业,审改来稿,书来信往都用纸。我习字学画,打扑克、扎灯笼,放风筝,叠纸花,都离不开纸。在我心中,满满的都是与纸的情意。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史说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也有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而得以普及。人们有“蔡伦纸、蔡侯纸”说法。现今世界上,不同用途的纸种类越来越多。书写纸、印刷纸、铜版纸、瓦楞纸、装饰纸、湿巾纸、包装纸、卫生纸、书画纸、无炭复写纸、抽式面巾纸,甚至夜光纸、耐火纸也已经有了。

去欧洲旅游我见,飞机轮船上,发达国家的很多餐具都是纸质的,茶杯、纸盘、奶盒、纸篓是一次性的。现今的餐桌和卫生间,也确实是离不开纸了。纸张是文化的载体。纸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的贡献是太大了。

与纸的情意,在我心中永远流芳。

奥尔罕·帕慕克: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疫情过后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拥抱谦卑与团结

过去四年间,我一直在写作一部时间设定在1901年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被称为第三次瘟疫大流行的时期,当时爆发了一种腺鼠疫,它在亚洲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但在欧洲并没有造成多少死亡。而过去两个月里,知道我在写这部《瘟疫之夜》(Nights of Plague)的朋友、家人、编辑和记者都接二连三向我抛出一堆有关瘟疫的问题。

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当下的新冠肺炎和历史上爆发的疫病、霍乱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实际上它们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历史上,不同瘟疫之间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细菌和病毒本身是相似的,更在于我们最初面对瘟疫时的反应总是相同的。

我们一开始面对疫病暴发的态度总是去否定它的存在,想要否认的确有瘟疫暴发。

《瘟疫年纪事》几乎是仅有的一部关于传染病与人类行为的有洞见的文学作品,在这部书开头,笛福写道,1664年,伦敦附近某地暴发瘟疫,地方当局力图降低死亡数字,他们隐瞒数据的方法是把一部分死者的死因登记为瘟疫之外的一些疾病。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写于1827年的《约婚夫妇》是关于瘟疫的最写实的作品,作者带着同情描绘了1630年米兰瘟疫暴发时,当地民众对政府应对方式的愤怒。尽管政府已经获知疫病暴发的现象,米兰总督仍然忽视了疾病带来的巨大威胁,不愿意取消庆贺王子诞生的盛大典礼。曼佐尼向我们表明,瘟疫急速蔓延是因为对人群活动的限制措施还不够充分,执行还不够彻底,以及米兰市民还不太留意这些规定。

许多有关瘟疫和传染病的文学作品把当权者的疏忽、无能或自私呈现为民众愤怒的唯一根源。然而,像笛福和加缪这样最杰出的作家,能够让读者瞥见愤怒浪潮之下还有着政治之外的东西,它根源于人类境况的本质。

笛福的小说让我们看到,在无止无休的抗议和怨气背后,还有一种对于命运的愤怒,对旁观甚至纵容这一切死亡和痛苦的造物主感到愤怒,对似乎不知如何应对这一切的宗教组织和机构也感到愤怒。

另外,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息也是人性面对瘟疫时普遍和自发的反应。在过去时代的诸多瘟疫中,谣言的生长是由于得到错误的信息或者无法了解完整全面的事实。

笛福和曼佐尼都写到,瘟疫时期人们在大街上相见时互相保持距离,同时他们也会彼此询问各自家乡和邻居的情形,从而有可能得知有关瘟疫的更大规模的图景。只有了解更宏观的情况之后,人们才有指望逃脱死亡,找到安全的避难所。

在一个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的世界,不识字的广大民众只能通过想象力来弄清危险的来源、严峻程度和它可能造成何种程度的痛苦。对于想象力的依赖,让每个人的恐惧都拥有了一种个体化的声音,为它注入了一种抒情的质地——小范围的、精神性的、神秘的。

瘟疫流行时最常见的谣言是,讨论最初携带瘟疫而来的人是谁,以及从何处而来。在三月中旬,惊慌和恐惧开始在土耳其蔓延,吉汉吉尔一家银行的经理、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邻居带着一种深知内情的神态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起反击的方式。(我并不这么认为。)

就像邪恶本身一样,人们总是把瘟疫描绘成一种从外面侵入的东西,认为它在其他地方暴发蔓延了,当地人没有足够有效地控制这场瘟疫。在记述雅典的瘟疫时,修昔底德一开始就说瘟疫是从很远的地方开始的,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埃及。

疾病是异国的、从域外进入、带着恶意的企图,这种假设最初携带疾病的人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谣言,总是最流行、最普遍。

在《约婚夫妇》中,曼佐尼描述了从中世纪以来就流行的大众想象中的形象:每天都有人说起这样一个毒辣邪恶的人,他在黑夜里把被瘟疫污染了的液体涂抹在门环和圣水钵上。他还写到一个劳累的老人坐在教堂地上时,旁边的女人就会指控他用外套摩擦地面来传播毒物,接着骚动的众人就会凑过来揪斗他。

这些出人意料而且无法控制的暴力、传闻、慌乱和反叛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瘟疫书写中十分常见。马可·奥勒留将后来被称为古罗马“安东尼瘟疫”的灾难归咎于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没有参加祭祀罗马众神的仪式。

在后来的瘟疫中,人们指控是犹太人污染了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水井。

瘟疫的历史和文献为我们揭示,折磨、死亡的恐惧、精神上的绝望以及受灾民众对这种异常遭遇的体验越深,他们的愤怒和政治上的不满就越是强烈。

和过去的那些瘟疫一样,针对特定国家、宗教、族群和地区而散布的毫无根据的谣言和指控也同样会对事件的发展造成显著影响。社交网络和右翼民粹媒体对传播谎言的嗜好,也扩大了这种影响。

但是今天,相比过去时代经历瘟疫的人类,我们要获得有关瘟疫的可靠信息便利得多了。我们现在体会到的强大而合理的恐惧与以往非常不同,我们的恐惧主要不是因为谣言,而是因为准确的信息。

当我们看到红点在各国和全世界的地图上不断增加,我们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不需要动用想象力,我们就会开始担心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在视频中看到黑色的大型军用卡车组成车队,把尸体从意大利的一座座小城运送到附近的火葬场,我们仿佛在看着自己的送葬队伍。

然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恐惧不再包含想象和个性,它显示了我们脆弱的生命和共同的人性其实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就像关于死的念头一样,恐惧让我们感到孤独,但意识到我们都在经历相似的痛苦又让我们不再那么孤独。

从泰国到纽约,所有人都操心着如何以及在何种场合使用口罩,什么是对商店买来的食物最安全的处理方式,以及我们到底要不要自我隔离——这一切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孤独。它造成了一种团结的感觉。恐惧不再令我们窘迫;我们在恐惧中发现,这种难堪的体验有助于人与人的互相理解。

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人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医院外面等待,我可以看到我的恐惧也是其他人的恐惧,我感觉并不孤独。随着时间推移,我不再为我的恐惧而羞愧,而是渐渐将其视为完全合理的反应。我想起了那句有关疫病的格言:怕死的人活得更久。

最终我意识到,恐惧引发了我体内两种十分不同的反应,也许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有时它让我只想退居自己内心,在孤寂和宁静中生活;有时它却让我学会谦卑,与人团结一致。我最早想到要写一部关于瘟疫的小说是三十年前的事,在那么早的时候,我就把关注点放在对死亡的恐惧上。

1561年,法国旅行家比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来到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他逃到距离伊斯坦布尔六个小时路程的Prinkipo岛上躲避了瘟疫,那是伊斯坦布尔东南方马尔马拉海王子群岛上最大的一座岛屿。他指出伊斯坦布尔的隔离律法不大严格,将土耳其人称为“宿命论者”——因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即使是头脑通达的笛福也在他的《瘟疫年纪事》里写道:“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我的瘟疫小说帮助我在世俗化和现代性的语境下思考穆斯林的“宿命论”。

无论是否是宿命论者,在历史上各次瘟疫中,说服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接受隔离比说服当地的基督徒更加困难。商店店主和各种信仰的乡村居民迫于经济压力对隔离措施发起反抗,此外穆斯林社区中有关女性品行和家庭隐私的观念也助长了这种反抗。19世纪初开始,穆斯林社区要求由专门的“穆斯林医生”接诊,因为当时大多数医生都是基督徒,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

19世纪50年代,乘坐轮船旅行更便宜了,去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成为最容易携带和传播传染性疾病的群体。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控制拜访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人流,英国人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建立了世界领先的检疫站。

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无形中传播着穆斯林是“宿命论者”的刻板印象,也助长着那种认为穆斯林和其他亚洲人都是传染病来源和携带者的偏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结尾,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了一场瘟疫,这时,他也在同一个文学传统中说话:“他在病中梦见全世界在劫难逃,遭到一场人们从没听说过,也没见到过的可怕瘟疫,那是从亚洲的腹地传到欧洲来的。”

在17—18世纪的地图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边界由多瑙河标记,那里被视为西方以外世界的起点。但在文化和人类学意义上标记东西方界线的,则是瘟疫,以及在多瑙河以东感染瘟疫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这一事实。

这一切,在西方人心中强化了关于东方和亚洲文化固有的宿命论的印象,同时强化了这种(并不正确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传染病和瘟疫总是来自东方最幽暗的隐秘之处。

从当地搜集的各类历史文献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是,即使是在大瘟疫流行时期,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也依然在举行葬礼,哀悼者依然互相拜访,为对方送去安慰,在泪水中拥抱。相比疾病从何而来、传播速度如何,人们更关心的是为下一场葬礼做好充分准备。

然而,在眼下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瘟疫中,土耳其政府采取了更世俗化的举措,禁止为染病的死者举行葬礼,果断地决定在对于信徒而言最重要的周五主麻日(编者注:主麻日是伊斯兰教聚礼日,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仪式)关闭清真寺。土耳其人没有反对这些措施。我们的恐惧是强烈的,但这恐惧也同样显示出智慧和包容。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瘟疫过后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拥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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