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节圆满成功

10月28日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在蒙特利尔华埠成功举办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副总领事边志春、副领事梁荩文、魁北克作家联合会(UNEQ)副主席Andre Roy、“蓝色文学节”项目负责人Shelley Pomerance、《华侨新报》社长张健到会祝贺。魁北克作家联合会主席助理Jean-Sébastien Marsan、蒙特利尔反对党主席Valérie Plante、蒙特利尔议员Karine Boivin Roy及Richard Bergeron、国会议员Hélène Laverdière及蒙特利尔市长助理Melanie Faucher等发来贺信。 Read More …

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举办本年度年会 (2016)

4月23日下午,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在英才学院中心校区,举办本年度年会,八十余人参加了活动。年会主题是:文学交流与会员问候。由协会提供自助午餐,新老会员欢聚交流,其乐融融。 Read More …

蒙特利尔的抗战老兵(精彩纪实)-亲历的两次长沙会战的老兵吴永存

老兵吴永存接受本刊专访 我亲历的两次长沙会战 吴永存(口述) 环球人物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贾葆蘅(采访整理) 吴永存,祖籍广东丰顺,1927年生于毛里求斯。1941年入伍,任陆军通信兵,参加过第三次、第四次长沙会战。后任台湾海军永川舰长、商船船长、轮机长等。 8月中旬,加拿大东南部魁北克省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环球人物》记者一路东行到了蒙特利尔,驱车来到抗战老兵吴永存先生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高的红色小楼,典型的加拿大式住宅。88岁的吴永存是参加过第三次、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国民党老兵,他在这里居住了29年。 记者敲门进屋,首先看到吴永存的太太和几个活泼的孙辈。1分钟后,吴永存走过来。这是一位目光温和、清澈的老人,衣着整齐,温文尔雅。记者一时想象不出,这样慈祥的老人,当年子弹在耳边呼啸,战友鲜血崩溅时,是怎样无所畏惧,奋勇向前的。 吴永存翻出了各种资料给记者看,其中有一张是加拿大退伍军人协会为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给他颁发的证书。他平静地聊起了在战场亲历的硝云弹雨,说到抗战胜利,才轻松地笑起来,“当年我亲耳听到日本签署投降协议书的消息,70年后我仍健在,又看到了全世界的华人要铭记这段历史”。 两代华侨归国 我祖上在广东丰顺。清朝末年,因为家中生活贫苦,我的爷爷随着南下的船队一路到了非洲大陆东边的小岛毛里求斯,此后两代人都定居在此。我出生于1927年,在兄弟姐妹9人中排行第六。我们是移民华侨的第三代,因为远离家乡,中文说得不多,就越说越差。父亲看着心急,“中国人哪有不会说中文的?”他一拍桌子决定让家里的9个孩子都回国,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那时哥哥姐姐们已经成年,便让他们先出发了。 1931年,我们远在毛里求斯的一家人惊闻发生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日寇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战火已经烧至祖国边疆,父母还是坚定地要带着全家迁回国内,一是因为广州边境暂时安全,二是离开祖国这么多年,十分想念,也顾不上国内的战乱了。 第二年,母亲领着我,与另一位太太及两个孩子搭伴,乘船到了香港。随后父亲赶来与我们汇合。在香港住了近一个月后,全家人回到了故乡丰顺,父亲安排几个孩子进了学校学习中文。这一年我5岁,还不懂事,但我依稀记得那段日子街头《号外》的叫卖声,还有大人们议论着东北、华北的沦陷。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开始了更大范围的轰炸,无数城市变成了废墟,老百姓死伤无数。1938年,日军侵占了广州。父亲原本打算等我们长大后,让我们去英国读书,但当时看到日本人烧杀抢掠,一定要两个哥哥和我去当兵保家卫国。 就这样,两个哥哥先后考上了黄埔军校:大哥吴永篷是黄埔第四分校,第十七期毕业;二哥吴省初是黄埔第二分校,第十八期毕业。我还太小,留在家乡继续念书。1941 年冬天,我初中刚毕业,村子里来人招收幼年兵,我应招入伍,就这样成了陆军通信兵团14岁的娃娃兵。 火线上的通信兵 1942年春天,我被派到了长沙。此前的1938年,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道屏障,一旦失守,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更大被动。1939年开始,薛岳将军临危受命,率领第九战区先后与日军进行了4次长沙会战。我到长沙的时候,正是第三次会战刚开始。 我是通信兵,在营地负责传递作战命令,但由于前线打得激烈,我只接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就被派往战场,负责战地通信接线,保证线路畅通。那时我年龄小,对战争的概念很模糊。来到前线,看到街巷里、河道边一排排的尸体,堆得老高,我才切身感受到,打仗是要流血,是有牺牲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初上战场,没太多实战经历,虽然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我却没那么害怕。有场战役我们在长沙岳麓山上打,利用山地地形,把大炮架在山顶,从高处往下轰击日军的战车。前线有个观察所,负责提供敌方的位置,用电话报告给后方炮兵,好让炮兵能准确击中。但这条电话线路赤裸裸露在战场上,因为没有任何遮挡而常常被打断,我和班长就冒着炮火,一路走一路查。通信兵的阵地离前线不到500米,我们就一趟一趟穿梭于阵地、前线与观察所之间。 尽管在后方的掩护中前进,但日军看到有人查线,还是“哐哐哐”直往我们身上扫射。我听见子弹“啾啾”地飞过耳边,四周都是枪炮声。有炮弹袭来的时候,班长好几次大喊“卧倒”,因为我只懂客家话,所以听到也没反应过来,就傻乎乎继续往前跑。所幸我没受伤。线接通了,敌军的坦克车接连被我们打中。我军最终获胜,我也因此荣立战功,由二等兵升任下士。 最难挨的是寒冬。部队发的棉衣很薄,一眼能看到里面的棉花。没有鞋穿,战友们自己编了草鞋,冬天呼呼的寒风根本挡不住,赶路时脚都被磨破了皮,鲜血直淌。吃得也简单,一菜一汤,咸萝卜就米饭。后来日军战败,我们在收缴战利品的时候发现,日军的军服可比我们的厚实多了。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改变了战术,不直接攻打长沙,而是绕过岳麓山,分几路向长沙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后来缺粮少水,很多士兵连武器都没了,就赤身与敌人肉搏。但最终我们还是没守住。6月,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19日,长沙被攻陷。 4次长沙会战,6年血雨腥风。我亲眼目睹失守的长沙,土堆上,水沟里,都是红色,那些尸体啊,都堆成了小山丘! 亲眼目睹日军暴行 长沙失守这年我17岁。被打散后,我和战友误进了敌占区。中国军队刚刚战败,日军统治下的敌占区人心惶惶。有个老农见到我们身上穿着军服,赶紧拉我们进屋:“你们是国军,日本人刚刚来过,赶快换上我儿子的衣服。”随后,老农还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别往东边走,因为日军的营地在那头”。 我和战友一路西行,要经过日军设立的关卡。关卡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国难民,我们混在人群中,因为穿着普通,年龄小,日本兵没注意我们。过关卡的队伍缓缓移动着,后面来了对夫妻,太太长得很漂亮。一时间,十几个日本兵围了过来,哄笑着,怪叫着,一拥而上压倒了她。在场的中国人躲的躲,跑的跑,但那几个日本兵却不许我们离开,还要那位太太的丈夫留下来一同观看(暴行)。 中国人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同胞被羞辱、受欺负,没有一人站出来。我也躲在乌秧乌秧的人群里,没有出声。做为军人,我们因为打败了,没法与敌抗衡,没法保卫父老乡亲,没法保护妇女儿童,我的内心是很凄凉的。 那位太太的丈夫也只是远远看着,敢怒不敢言。日本兵欺凌完后,才肯放我们走。过了关卡,那位太太哭红了眼,几个中国人劝了几句就各自逃一样赶路了。 回归部队后,我押运过两次粮草,还提职当了准尉。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我却想起了那天在关卡前的日本兵。再后来我长大了,也曾想起日本兵轮奸中国妇女之事。我也常常想,8年时间,中国遭受了多大的侮辱,人民遭受了多少苦,日本虽投降认罪,又能赔得了多少呢? 苦难不要忘记 我后来知道,我的大哥和二哥都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大哥是步兵,牺牲于浙江金华。二哥是炮兵排长,在湖北枝江牺牲。 所以抗战胜利后,我成为子辈中年龄最长的男丁。那年我18岁,便又开始入学读书,先后在湖南国立沅陵中学、湖南省立五中学习。1948年,我到广州考取了省立法商学院,攻读法律专业,后来因为钱不够,没读完。这时刚好海军军官学校招生,3000多人应考,只取50人。结果我考上了,就进了军校,又和部队扯上了关系。 1949年,我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曾任海军永川舰长、商船船长及轮机长等职。1955年至1956年,我赴美国海军旧金山港防学校留学。1967年,我从海军退伍,成为高雄美商电子公司监工长。1981年,我带着全家人移民加拿大蒙特利尔,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13年技术员。 抗战胜利至今70年,我横跨了大半个地球,从事过很多种职业,但战场上的那些日子记忆尤深。我没有留下在战场上的照片,一些小的纪念物件也在辗转各地的途中遗失,但我经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子孙后人们听。我认为他们即使身在海外,也必须永远铭记祖国抗战史。 我曾参与修建湖南岳麓山的抗日纪念亭,为了悼念在长沙会战牺牲的烈士。我听说这几年国内正在维修抗战遗址,这很好啊。今年正逢抗战胜利7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纪念,意义很重大。这样可以慰藉牺牲的烈士,让他们史册留名,对家属是安慰,也是在提醒我们,过去的苦难不要忘记。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身份

引 言

首先声明,我门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以及所生产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换句话说,文化即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别,人类分化成许许多多的民族。每个民族在生存环境的制约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就是说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每个民族都是自己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自己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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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圆集》

《晴圆集》出版发行: 协会会员张巽根的作品《睛圆集》于2012年4月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被武汉作家协会纳入《武汉城市圈作家书库》丛书。这本书计230千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的散文以作者的中国生活为题材;第二部分为诗歌;第三部分以加拿大生活为背景;第四部分是随笔. 《晴圆集》简介文/张巽根 我8月20日收到作协的电子月刊(八月号),还没来得及看,21日作协主席南川就来电话,告诉我那上面报道了我的《晴圆集》出版发行的消息。我随即就去看了,心想:是哪位朋友写的呢?紧接着,紫云又在23日《路比华讯》的笔缘版发表了一篇读我那本书序的感言,题目是《“人生的河流”——读书有感》。一连串的事,就像在琴键上敲出的音符,那是作协和文友对我的关心!我在此衷心地感谢大家对拙著的嘉奖和推介! 这本书的内容梗概,报道和读后感已作介绍,不再赘述。我想说说本书的定位。在自序中我声明:我心目中的广大读者是那些文学的爱好者,是处在不利条件下还在努力的奋斗者,更是那些追求生活的美和情趣的理想者。 读者的定位,决定了作品的定位。说话要看人,要看对象。对那些文学的爱好者,我必须奉献好文品;对奋斗者和理想者,我也要与他们有共同志趣、共鸣的人品。因此,对作品的定位,实际上定的是品味,跃然纸上的文品和人品。这本书不媚俗。说这句话不是自鸣清高,只是说明一个事实:它没以这类读者为对象。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品味。 媚俗的作品现在很正常,是主流。就像现在的大众食品一样,转基因的多,加添加剂的多。科技进步,做成的产品就是要做大、做快,做多,这样也就一般。而文学和艺术追求的是个别、个性,也就难免与寂寞为伍,与困境相伴。说这句话既不是往高处说孤芳自赏,也不是往低处说顾影自怜,只是说明一个道理,一个铁的法则。 我的这本《晴圆集》是属于追求个性这一类的。录一首书中的小诗于下,以飨读者。 山形 山讲着自己的故事 那冷冷的地表 曾是融融的岩浆 那刺向天空的峰尖 是凝固的火焰 (这本书在枫华书店有售,价10加元。)

张巽根,枫子新书介绍研讨会

2012年11月4日,魁华作协在唐人街文化宫成功举办了会员张巽根,枫子新书介绍研讨会。 《那一城枫红枫绿》(广东人民出版社)作者枫子,首先谈了写这本书的感受。因为一种文化的碰撞,新移民生活的经历,加之这座法裔城市的魅力,让她在生活仅仅三年半时间里,写下了这本感受法裔文化,海外留守家庭的故事。由于此书直击国内海外移民主要城市,受到了中国各网站的关注,凤凰网等十几个网站都转载了由协会写的关于此书的介绍和评论。枫子书中所写到的一些真实人物出席了研讨会,Anna含着眼泪畅谈与作者做邻居的感人故事。其他文友从不同的角度谈到对枫子写作的看法和认知。 接着,张巽根介绍了他的新书《晴圆集》(长江出版社出版)。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自传,是用自己的心来写的。因为在书中,既有对童年的回忆,又有在加拿大生活的切身感受,是他生活丰富的积累而成。到会文友对他的作品作了细致的讨论。张巽根曾经是一位教师,善于以小见大,在平凡的生活小事里,感悟生活的哲理,文笔简练生动,功底厚实,很有特点,他的书算得上细品之作。 研讨会气氛热烈,九十岁高龄的会员王宜正也赶来参加。魁华作协正处于一个上升的发展势态,两位作者的两本书,就是标志。作协致力于打建一个平台,让文友们在移民生活的艰辛之外,还拥有文学这一方净土,一片蓝天。 (怀素报道) 致谢 谢谢会员凤力为此次研讨会给大家提供的美味糕点!